周其仁为什么创新对中国经济如此重要

粗线条看今天的国民经济，基本上就是两个力量在对冲，一个叫下行，一个叫创新，到底冲出什么结果，不但决定今年的经济增长，也决定了年及长远战略目标到底能否实现。

作者/周其仁

　　本文为作者在北大国发院举办的“全球创新论坛年会：创新驱动未来”上发表的演讲。

　　创新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解读和探讨。我 　　首先看一下经济下行的原因。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经济的季度增长率最高在5%以上（年率）。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率是7%，差不多相当于最高水平的一半。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是全球需求的相对萎缩。去年3月份定下的出口增长目标是7%，年终实际只有2%。除了需求的萎缩，国内成本的上升也影响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我们的人工更贵了，土地更贵了，方方面面的要素都更贵了。这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今天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现在我们就丧失了出口优势，以后还怎么发展？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如果生产率上升的速度比工资慢，市场竞争力就处于劣势，反之就能处于优势。比如华为做的基站非常小，2G、3G、4G都可以用，就很有竞争力。很多竞争对手的基站是分开的，2G只能用2G的基站，3G只能用3G的基站。华为基站竞争力的背后是算法的改善和科研的投入。 　　创新也可以体现为组织形态的改变。海尔是一个大型的、传统的家电企业，以前层级很多，一线的想法经常到不了老板那里。近期在张瑞敏的推动下，海尔实现了组织形态上的扁平化，成为一个创业平台。年轻员工如果有想法，不需要层层上报，而是可以自己出一部分钱，海尔配一部分钱，很快就把想法诉诸实施。这个改变是很有风险的。张瑞敏岁数也不小了，已经功成名就，能做出这样的改变非常不容易。但是通过组织形态的改变，海尔确实推出了一些新产品。比如为了满足孕妇的需求，他们做了一种投影仪，可以将内容投影在天花板上，让孕妇躺在床上就能看电影、新闻、 　　营销渠道也可以创新。中国的市场很大，营销渠道需要很多投资，管理也很困难。但小米就不需要营销。小米在技术上跟苹果、华为还有差距，但是他们的长处是把那个价位的产品做到精益求精。他们把售价降到比成本高一点，让顾客觉得性价比高，通过口口相传形成粉丝经济，比广告的效果更好。新产品推出来后，很快就被抢光。这样小米就不需要铺底资金，不需要到处建营销渠道，创造了利润空间。 　　由于美欧经济低迷，中国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但是也可以通过创新来应对。金融危机之前，七国集团在全球总需求中的份额是68%，现在降到了45%左右，新兴市场的份额明显上升。问题是我们的出口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发达国家。中国人脑子里的外国就是发达国家，愿意去纽约、去巴黎，不愿意去新德里，市场开拓能力不强。 　　新兴市场跟发达国家的差别在于他们有潜在的购买力，但是基础设施不足，需要的产品运不进去。所以一带一路是战略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战略性的，有利于改善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新疆几家民营企业在走出去之后，帮助当地修路，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帮助当地修建码头，很受当地欢迎。下一步不能单纯靠制造促进出口，还是要靠对外投资带动。除此之外，出口还需要金融的配合，可以提供卖方信贷。中国有制造能力，有建设基础设施的队伍和材料，有外汇储备，需要充分利用。 　　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创新，也涉及到制度创新。最近李克强总理问上网费为什么这么贵、网速为什么这么慢。这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相比，我们的竞争不够激烈，没有力量推着提供商在性价比上进行改善。八项规定以后，官员不吃喝了，省下来的钱可以用在改善网速上。深圳讨论怎么增加竞争力，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网速比别的地方快，让人离开深圳后就想回来。这就是竞争力，不是一家企业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整个国家在国企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如果不改革，我们很多竞争力就会消失在无形当中。 　　我们很多税费偏高，服务质量偏低，都需要通过创新解决。台州一家民营小企业的举动引人深思。他们把纸杯的生产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逻辑上不容易理解。实际上他们算得很清楚。那里的土地比中国便宜，电价比中国便宜。美国招商引资的力度跟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样，有很多优惠政策。工厂开业时，副州长都去出席，让企业主很自豪。唯一比中国贵的是人工，但是他们劳动生产率高，而且纸杯生产成本中人工所占比重小。纸杯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在当地生产还可省下运费。受此启发，我最近在做一个研究，希望走出去的企业，不管去哪里，都把当地的参数报过来，比如土地价格、人工、税费、到政府办事容易不容易。政府，服务单位，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把妨碍生产力、妨碍竞争力的问题一项一项有针对性的解决。 　　好多制度上的变化不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拱出来的。IP电话就是一例。福州马尾区一个民营企业最早把IP电话作为促销手段，发现很受欢迎，就开始经营IP电话。当时国际长途电话每分钟28-35元，他们的IP电话一分钟4.8元。当地电信局告他们扰乱市场、谋取暴利。初级法院判他们败诉，福州中院最后判非法经营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因为立法的时候还没有IP电话。电信部门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电信条例中，写明IP电话国家专营，而第二个反应就是推出了国家电讯公司，提供IP电话，价格是一分钟4.8元。这就是一个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引发成本下降的案例。 　　金融制度的创新空间也很大。我们的金融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如果经济好，回报率高，贷款需求非常旺盛。等到经济不好了，原来觉得很低的贷款利息就变得很高。间接金融会放大经济波动。对冲的办法在20年前就写进了中央文件，就是要发展直接融资、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在经济好时回报高，在经济差时回报低，能够起到相当于稳定器的作用。现在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把最有潜力的小微企业识别出来并进行支持。 　　科研人员需要有创新的空间。过去中国一直是后发国家，主要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创新，是跟随性、仿制性的创新，指哪打哪。在创新的过程中，有很多考核机制，要填很多表，在开始之前就要说明能够做出哪些创新。现在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时点，面临创新模式上的改变，原有的做法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还会占很大一部分，但还需要探索未知的世界，需要不一样的创新机制。当年聂荣臻搞两弹一星的经验有两条，其中一个就是没有政治学习，不搞政治运动，不干扰科学家的连续思维；另外一个就是给科研人员提供好一点的伙食，养好他们。当然前提是挑出视科研为生命的人。这值得我们学习。如何探索未知的世界，如何把好的想法变成产业和竞争力，这些问题是比对冲经济下行更长远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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