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贩毒往事2

一九一八之前的日本贩毒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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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鸦片会占用大量良田，引起粮食减产，吸食鸦片会残害民众身体，导致体质下降，败坏社会风气，简直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凡一个正常点的组织或者国家，都不会容忍种植和吸食鸦片。

连晚清爱新觉罗家族都有这种觉悟，禁止种植贩卖和吸食鸦片，一般来说，违法的东西都有暴利，只要利润足够高，就有人甘冒杀头的风险，当大清颁布关于鸦片的禁令以后，在暴利的刺激下，走私越来越猛，大清境内的鸦片越来越多，白银流失越来越严重，林则徐到虎门禁烟，切断了当时世界最大鸦片贩子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财路，英国绅士们终于受不了了，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

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大英帝国虽然视钱如命，但还是要点遮羞布，把鸦片归类到“洋药”里，大清作为药品进口，从此合法化。

虽然被洋人用枪炮指着，满清贵族吓得瑟瑟发抖，但是在英国人的指点下，大清政府还是从

鸦片贸易中得到了好处，对交易征收“厘金”，有点类似现在的增值税，也算是弥补了一点心灵上的创伤。

从此大英帝国的鸦片贩子们过上了快乐的生活，英属东印度公司组织印度农民种植罂粟，提炼成鸦片，然后销往中国，成本低廉，售价奇高，再也没有比这玩意更暴利的生意了。

马克思对英国政府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行为做过精辟的描述：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这一切，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直接跟那些毒害整个帝国的冒险营业的商人和船主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

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很快吸引了某些中国人的注意，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学习的人种，很快突破了英国人的技术封锁，搞清楚了罂粟种植和鸦片提炼的方法，开始了大规模的本土化生产，英国人的鸦片遭遇中国本土产品的强力挑战，开始节节败退。

年，鸦片进口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0.6%，年下降到17%，年下降到14.7%，英国人出口鸦片的数量在急剧下降，价格上也同时遭遇中国本土鸦片的狙击，对华鸦片出口越来越变得无利可图。

到了这个时候，全球主要强国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大机器生产引发生产效率提升，不再需要那么多廉价劳动力，奴隶和鸦片贸易违反人性，在主要发达国家内部遭到一波又一波的反对。

在这些背景下，英国和大清在年达成协议，规定以年出口中国5.1万箱鸦片为基数，每年递减十分之一，10年之后（年），数量清零。

在全程围观了英国人贩毒致富的经过后，日本人心动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决定将心动变成行动，日本也要走上贩毒致富的道路。

日本早就开始行动了。

年，日本占领台湾，西方殖民者很早就将鸦片带入了台湾，岛内有很多瘾君子，如果不解决鸦片供应问题，这些人毒瘾发作后六亲不认，将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威胁，就这样，鸦片成为日本台湾官员的一道选择题。

在台湾禁毒，日本帝国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很可能吃力不讨好，放开毒品，台湾的瘾君子增加，民众的身体素质下降，但日本在台湾的收入将急剧增加，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嘛，难道是为了台湾人民的幸福生活？很快，日本人就做出了选择，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办法。

日本在台湾向瘾君子发放吸食许可证，形成鸦片专卖制度，全程纳入日本驻台湾总督府的管辖，规定只要年满20岁，就可以向总督府申请购买鸦片，年台湾吸食鸦片的人数为5万人，年就涨到了13万人，年，台湾财政收入的41%来自于鸦片买卖。

当日本人在台湾尝到贩毒甜头的时候，正是英国人在中国贩毒萌生退意的时间，日本人非常敏锐的抓住了这个空档期，决心独占中国毒品市场。

年，台湾总督府向日本首相建议，向全中国推广台湾贩毒的成功经验，计划得到日本内阁批准，从此，对中国的毒品贸易作为一项日本的国策，由政府以国家力量开始推行。

日本贩毒也经历了“国产化“的历程，日本人起初并没有掌握罂粟种植和鸦片提炼的技巧，这个独门秘籍只有英国人才有，大英帝国垄断了全球的鸦片生产和贸易，日本人只能向英国人进口鸦片，当二道贩子，向台湾和中国大陆贩卖。

很快日本人觉得这样做亏的慌，开始集中力量突破罂粟种植和鸦片提炼技术，这玩意并不是高科技，很快日本人就掌握了全套生产流程，实现了国产化。日本政府开始鼓励本国农民种植罂粟，由于气候原因，日本并不适合大规模种植这玩意，只有大阪和歌山县种植获得成功，在日本人的持续努力下，到了年的时候，日本全国罂粟种植面积超过公顷（一公顷等于15亩），鸦片年产超过10吨。

到了鸦片丰收的时候，由于劳动力不足，日本政府干脆让学校放假，让学生参与收割，这个意外的假期被学生们称为“罂粟假期“。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耕地面积本来就不足，为了扩大鸦片生产，从年开始，日本在朝鲜开始推广罂粟种植，到年的时候，种植面积已经达到多公顷。

除了鸦片以外，还有吗啡，日本从英国大量进口吗啡，这些吗啡绝大部分压根就没有发往日本，而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直接被送到大连，再从大连运往中国东北和华北；发往日本的那些吗啡也不会在日本销售，而是发到日本神户，在神户进行包装，夹杂在其他货物中，由神户和大阪的日本毒品贩子发往上海，由上海的青帮等黑恶势力接手，通过黑帮庞大的销售网络，卖给遍地的瘾君子。

和鸦片一样，日本人也不甘心当二道贩子，组织人马攻克吗啡制造技术，在年的时候，日本人终于掌握了吗啡的制作技术，具备大规模生产吗啡等精神类麻醉毒物的能力，年，日本向中国出口18吨吗啡，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日本迅速提升产能，加大马力生产，到年，日本向中国出口吗啡等麻醉类毒品40吨，价值超过万元。

大家可能对这笔钱没什么概念，国民政府废除银元发行法币的时候，一块银元可以换一法币，年的时候，美元兑换法币或者日元，说明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和日元汇率比较接近，当时一支38式步枪价格约为日元，0万法币可以生产超过二十三万支38式步枪。

这仅仅是吗啡而已，台湾总督府专门负责贩卖鸦片的专卖局局长测算，中国有4.2亿人口，只要有5%吸毒，就有超过万人吸食鸦片，每年可以赚取超过5.54亿日元的利润，这笔钱可以制造超过万支38式步枪！

实际上，这样测算还是保守了，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的时候，仅仅鸦片走私，日本每年输入中国的金额已经超过10亿元。

贩毒的利润实在太高了，日本人发狂了，在日本制作毒品已经无法满足交易的需求，日本人干脆把设在大阪的吗啡和海洛因工厂搬到大连和南满铁路周边，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大连和旅顺就落在了日本人手里，日本人在大连想干啥就干啥，当然包括制毒贩毒。

中国地大人多，日本人将生产基地搬到中国以后，生产规模急剧提升，日本和朝鲜的鸦片产量已经供应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日本人称为国际毒品原材料的大客户，在波斯和印度加尔各答，日本人都是一掷千金的大豪客。

除了大连以外，青岛很长时间内都被日本占据，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德国宣战，拿下了德国占据的青岛，一直赖到年才撤军，在这个期间，日本青岛殖民机构详细学习了台湾和关东州（大连和旅顺）贩毒的先进工作经验，在妓院、赌场、药店、车站、旅店到处兜售毒品。

毒品的零售端由浪人或者妓女负责，浪人是什么玩意呢？是来自日本本土、朝鲜或者台湾的社会渣滓，这些在当地就属于无恶不作完全没有道德底限的人，贩毒能够挣到巨额利润，对于他们来说，毫无心理负担，日本政府为了尽快挣到钱，重用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渣，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效果。

全面抗战爆发前，大连和青岛成为中国北方的制毒贩毒基地，南方则是厦门。

厦门与台湾就隔着一个台湾海峡，来往非常便利，厦门住着很多台湾籍民，这些人享受日本的治外法权保护，在大陆犯法，不受大陆法律制裁，只能让日本法官依据日本法律审判。

日本政府需要台籍浪人在大陆贩毒，鼓励台籍浪人在厦门开设赌场妓院烟馆，给他们发放“台湾公会”的会员徽章，凡是看到门口有这玩意的，中国警察压根就不敢上门执法，否则日本领事馆必然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军阀们立即就怂了。

北方两个毒品供应基地，南方一个毒品供应基地，当时在关内的日本浪人约10万人，基本都是毒品贩子，他们最喜欢开的就是药店，公开售卖毒品，看到有人上门，他们的态度非常热情，问对方要抽的还是扎的，抽的就是鸦片，扎的就是海洛因。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妓女在中国大陆成为抢手货，哪怕长的很丑，只要是日本女人，生意都好的很，也不难理解，当时中国被打的太惨了，听说有日本妓女，有钱人都想去见识下，就好比当时东北和上海有很多白俄妓女一样，生意也好的很。

日本妓女为了多挣钱，积极推销毒品，加速了毒品在中国扩张。

毒品为日本政府和军队赚取了大量财富，极大支撑了日本军队和特务机关在中国的活动，日军中的以下克上，除了内部政治斗争的因素外，还有经费的原因，贩毒为军队提供了天量财富，多到不需要日本政府财政拨款，日本军队靠贩毒所得即可采取行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费就是关东军贩毒所得。

除了积极学习大英帝国的制毒贩毒经验，日本人还勇于创新，冰毒就是日本人发明的，全称叫甲基苯丙胺，年日本化学家长井长义首次利用麻黄碱合成，从此冰毒诞生人间，不过当时大家并没有认识到这玩意有多牛，再加上当时日本科学在世界上很落后，日本科学家也没啥名气，也就没引起啥轰动。

转机发生在年，德国科学家迈尔发表文章，表示服用甲基苯丙胺可以让人忘记疲劳，提高连续工作的时间和效率，化学强国的著名科学家的科研结果，立即引起全球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