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关键与根本基于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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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新中国70多年经济增长与发展道路，总体上是前后相继互为巩固的接力跑，是不断开创出新的向前迈进之路。前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年2月20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前30年”与“后30年”的整体统一性历史方位，历史自觉，“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危害：历史解释权、道义界定权、审美判断权----深厚的历史意识，强烈的前瞻意识，广阔的世界视野----“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领导者、统治者、当权者的区别“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智慧与知识：智慧只可启迪不可传授----“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国家权力体制所基于的要素：暴力、财富、品格、观念（潘伟，年）品（人）格：令人心甘情愿被领导的魅力。（《民主与领袖》）观（信）念：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意识。“一定要一块过、一块干”“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国传统“社稷民本体制”下的“民本政治”，而非西方的“代表政治”：专业执政集团与政党转流执政的区别中国历史中的国家、社会、家庭与个人：相互嵌入的统一性，而非西方两分式----国家及政府以全体百姓福祉为存在基础与因由的民本主义：民心向背，民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民本主义的传承和超越。----凝聚人心而不是“数人头”的“协商民主政治”：高度包容性，“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有容乃大----“群众路线”：是对“上善若水”“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中国悠久政治哲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一个以广大农民与工人为主体搬走“三座大山”的武装斗争史----贫苦农民和数量并不多的工人是基础是主体，还需广泛联合知识界民族资产阶层（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只有建立一个纪律严明并不断与时俱进的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对社会进行广泛动员，达成“上善若水”，发动武装革命，建立新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至关重要：“反腐防变”“打击腐败”“扫黑除恶”的历史逻辑一致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治国理政的关键：统一而出色的思想路线，严谨而出色的组织（干部）路线----治国理政的切实性机制：实事求是，政绩竞争，而非教条化原教旨化----“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忘初心，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守正创新“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言：“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国共同富裕目标实现那天，便是此预言成真之日。------回归、复兴并创新政治经济学“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国发展和伟大复兴的必然性与艰巨性-----“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国家博弈，国家竞争力，战略思维，战略决策力一、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逻辑一致性（一）社会主义革命（-年）为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条件1、土地改革（第五次土地革命）：-------土地制度：从“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农民所有制到农村集体所有制，再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城镇土地国家所有制共同构成的我国土地制度的最终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为该时期的“三大改造”和当时及其后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仅提供了必要的农业剩余和资金积累，也提供了国土规划整治利用等极其有利的土地与社会性条件。这是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保障条件。-------我国今天在世界上相对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大规模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伴随经济高增长而产生的巨额土地收益的基本共享，都极大地得益于新中国开国之初的土地改革。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极其伟大的社会改造。2、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农业集体所有制、城镇小手工业集体所有制和生产资料国有制所共同构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建立，终结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为大规模而快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铺平了道路，提供了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有力保障。3、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更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终结了“一盘散沙”的社会涣散分裂状况，历史性地极大提升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极大地增强了全体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和强国富民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涨热情，将广大人民群众凝聚成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磅礴力量。（二）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时期（-年）1、随着“项重点工程”的陆续铺开，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与实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快速推进，建设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积累起了一整套有关工业知识、经验、技术能力的工业基础，发展起了顽强有力的自主工业产品设计开发平台体系以及生产制造与技术进步能力，建立起了一套有关国民经济运行的计划与宏观管理体制。------大型计算机等半导体工业，航天航空工业，汽车设计制造工业，核动力设计开发与建造工业，铁路机车设计开发与制造工业，石油勘探开采与化工工业，以“两弹一星”和核潜艇设计开发制造为标志的国防工业，钢铁工业，等等，一系列基础性与中高端工业都在这一时期得以建设并发展。2、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轻工业与农业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体现了新中国开国一代领导人极强的历史担当精神和关于“强国”和“富民”的战略性思考与部署。-------“开国一代领导人，始终将工业化、完整自主工业体系建设、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同时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位置，无论在什么样的内外复杂形势下，都保持着战略定力和强大战略决策能力。毛泽东主席在年的《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明确并强调‘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同时强调‘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在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予盾的问题》中讲到中国工业化道路时，毛泽东主席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正是在这样具有强烈前瞻性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才在十分落后并长期遭受外部封锁的形势下，顽强地发展起了门类齐全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仅仅是一个个工业行业和产品，更是一整套有关工业产品开发、工艺开发、生产制造与销售体系载体的建设，更是一整套有关工业知识、工业经验与技术能力体系的建立健全和积累。这套基础体系泽及后代，成为改革开放和今天中国工业走向全球的依托。”（袁东，年）------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正确认识与评估“大三线建设”的历史性重大意义：“大规模‘三线建设’，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经济西进可依赖的产业基础，也奠定了今天西部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基础。站在今天回头看‘大三线’建设，更加领悟到当年毛泽东主席领导的这一战略部署是何等得具有远见，其战略价值是何等巨大。曾经一段时期内忽视、削弱、放弃甚至自毁‘大三线’的认识、政策与做法，又是何等的短视和愚蠢。‘大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西进的重大战略部署。看看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就知道‘大三线建设’在开国一代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主席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对于‘大三线建设’的整体战略，毛泽东主席要求：‘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搞快一些，但不要毛糙。’年8月有20日在北戴河听取关于计划工作的汇报时，毛泽东主席强调：‘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二线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山西、陕西、吉林、内蒙，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而且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迟搬不如早搬。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这是综合考虑了我国经济建设布局、地缘政治格局、国际复杂形势等因素后，所做出的长远性战略决策。实际上，经济先由沿海地区起步，然后坚定地向内地推进，是那些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是成功者的一般经济规律。无论是当年的英国还是美国，莫不如此。美国从其东北部沿大西洋地区启动经济之后，采取一切可能的各种措施，包括血腥的军事武装手段，一路‘西进’，经济实力随之不断增强，最终超越了老欧洲强权帝国英国。由此，我们也就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国家决策层要部署‘西部大开发’，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断推进建设。这是中国崛起和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有人说，我国是东接财源西接能源（张文木，年）。其实，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集能源与财源于一起的宝地。所以，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更加宏阔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受周边国家欢迎的。”（袁东，年）-----期间虽有波折，但成就是主要的也是历史性的。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方针、指导思想和发展成就，应予以足够认识、重视与尊重。期间，发展形成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独立自主奋发有为精神、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能传承并发扬光大，不可予以解构，更不可扭曲。“某些极具影响力与话语权的国内经济学家，拿‘比较优势论’来批判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工业优先发展以及完整工业体系快速建立的发展战略，不是无知就是对我国发展道路和工业化实践的蓄意歪曲。这一理论（‘比较优势论’）在过去四十多年的一个重大影响，是为我国低工资水平并压制普通劳动者报酬的合理化披上了理论外衣，因而，这种理论是极其不利于推进自主工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是不利于鼓励大量高工资岗位创设的。”（袁东，年）年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提出要把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家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三）改革开放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年）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解释与分析，已经非常之多，这里重点论述并强调以下几点：1、这一时期仍然是对“前30年”新中国总体路线方针予以发扬光大的改进性传承，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进一步挺进，是以“前3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政治建设为基础性保障条件的，是相互衔接相互肯定相互巩固的接力跑，并非前后断代，更不是相互否定的改弦更张。2、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是在“前30年”中就开始酝酿推动的国际大变动历史背景下，经自觉性战略思维与决策所启幕的：-----进入年代，随着新中国工业化的推进，“两弹一星”的成功，五次对外自卫战争的胜利，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封锁战略与政策被宣告失败。加之，冷战时期“两霸相争”的世界格局中，美主导的西方世界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需要同全世界互动合作。以尼克松访华与我国重返联合联合国为标志，西方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平等地位并开始解除对华封锁。在这一大背景下，从年初开始，中美一步步加强接触联系，最终于年末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为年代初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必要的国际环境条件，国门才得以对外打开。------“对外开放”主要是针对美西方的开放，“中国融入世界”主要是指我国对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融入。-----如果没有“前30年”建设积累起来的完整而庞大的工业体系，没有散布在各个行业的产业企业的研发、生产制造与营销体系，没有“前30年”积累起来的庞大的熟练产业工人以及近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供给，没有“前30年”建设起来的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医疗体系所培养和保障的丰富的高素质人才、科技与卫生资源，是不可能成就这一时期大规模且有效的对外开放的。-------大量外资的进入，正是基于上述中国相对优势条件，更是通过大规模大范围与中国企业合资或并购中国企业，从而借助中国已积累起来的工业体系、生产制造设施、营销体系、人才劳动力条件，才在中国快速而直接地进入盈利阶段，长期持续赚取了巨额利润乃至是暴利。这是今天所必须给予客观而清醒的认识的。3、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总体现实和逻辑：-----在稳定并逐步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前30年”建立起来的土地制度优势，长期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随着基础设施在全国范围内的根本改观与网络化，整个国家的产业承载能力不断得以提升，工业化与城市化才得以进一步快速推进，这才确保了国民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历史性成就的获取。4、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总体特征：-----在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更多授权的前提下，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进一步促使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成为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推进经济增长的主要主体之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致使从党政组织体制与考评机制上，进一步提升了各级地方政府党政负责人推进经济增长的主动性积极性，“招商引资”成了最主要的工作。-----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开了竞争性行业领域（各类资本进入），以“股份制改造”为主要抓手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促使了私人资本的兴起以及大规模外资的进入。-----以沿海地区为起始与重点，很快形成了“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组装加工产业的庞大聚集，中国在这一时期走上了“出口导向型”增长之路，成为了没有占领更没有主导高端技术条件下的“世界工厂”。5、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但也有着认真总结并严肃反思之处：-----以“入世”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的代价不菲：美国主导了同中国的“入世谈判”（16年），给予中国的“入世”条款是空前苛刻与不公正的。“中国是按照美国主导制定的非常苛刻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融入其主导的全球化的，尽管美西方迄今不断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摩擦冲突，但实际上，有关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与国际贸易方面，在中国与美西方国家之间是很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集中体现在中国“入世”条款及其实施之中。这不仅包括中国高端技术市场完全对外开放，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几乎以零关税进入中国，抢占以至垄断了中国市场，而且，在高端技术上对中国继续实施原来就有的封锁与禁运，并不断利用所谓“知识产权”与“专利体系”打压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这种已经超过20年的不对等格局，导致中国高端技术产业市场被外资垄断，将中国自身工业产业挤压到中低端。”（袁东，年）-----一度在不短的时期内（以年大飞机运-10下马为标志到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时任领导人强调走“自主技术创新路线”，前后20多年），由于思想认识、政策思维和具体政策选择方面的问题，以“引进与研发并重”为转折点，走向了“用技术引进统一国内工业技术发展”的技术路线，贱卖了大批国有骨干企业给外资而被对方肢解消除，“大三线”建设成果被空前削弱以至遗弃，“老工业基地”陷入衰落，“前30年”以举国之力好不容易建设积累起来的一些自主研发与生产制造载体和工业基础被严重削弱，这又进一步限制了中国自身产业向中高端的迈进步伐。这种状况，既造成了我国关键技术与核心元器件被“卡脖子”，也导致了我自身产业处于一种被国际资本盘剥的境地，本土就业岗位被限制被挤压在低收入层次上，这使得在国际收入与财富分配层次上对我国整体而言是不公平的，严重限制了广大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应有增长。不能不说，这加据了初次分配的不公，是扩大贫富分化的一个来源。（袁东，年）-----土地及矿产能源等作为国家资源和国家资本，在片面追求市场化的政策思维与具体政策导引下，大量被私人占有，这些资源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快速巨额增值，相当部分被极少部分人拿去了，催生了全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的集中，陡然加据了贫富分化。-----以市政设施为主体的各类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领域，同样在市场化旗号下推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实质性私有化，最终导致了某些领域的高度私人集团垄断局面。这些私人集团在毫无底线地吸取社会财富的同时，严重削弱了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的质量及其公平公正性，损害了广大普通群众的利益，这从两头加剧并恶化了贫富分化。------国家财政分配机制的弱化。国家财政收入（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支出）占全国财政收入（支出）的比重，曾经双双跌到了世界最低水平之列。可想而知，如此薄弱的财政实力也就不可能有多大的二次分配作用。尽管从年末启动了“重建财政”工作，但迄今为止，我国财政支出与GDP的比率（35%，年数据）也仍然比西欧北欧国家（48%）美国（36%）低。-------金融体系急剧膨胀，片面追求市场化与自由化，效率与利润动机主导了金融经营，大量私人资本聚集金融领域，呈现一定程度的“脱实向虚”趋势。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一定影响。-------分配不公快速加据，财富集中化趋势明显，基尼系数一度成为全球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公平，也抑制了社会有效需求与经济增长。------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严重，黑恶势力滋生漫延，严重破坏了营商环境、社会秩序、政治生态与国家安全。-------学界理论界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削弱甚至被边缘化。“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理论的根本地位是确立已久的。但是至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版‘现代经济学’教材体系已经逐渐成为我国重点大学的必修课程；相反，政治经济学反而日益成为边缘的课程了。反映到日常经济政策的讨论中，使用的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也几乎全面来自‘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几乎完全缺位。即使在近些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导、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以后，上述情况也鲜有改善；虽然在顶层话语上（如‘五大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等）已经确立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性，但是落实到经济政策的讨论上，仍然还是‘言必称希腊’，跳不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窠臼。”（史正富，年）（年代出版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就学术共同体设定的研究路径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高度体制化、科层化、八股化。从学术大咖、教授、年轻教员、博士后的层级设置，到核心期刊、普通期刊、边缘期刊的论文发表与评分体系，加上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全套教材体系和教件配套，有效保证了一代代研究生把自己的芳华岁月耗费在数学迷宫的象牙塔中，往往使得经济学中的学术争议变成外人无法理解的数学竞赛，恰似我国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已从早期考核才干的工具，变成了咬文嚼字，套路死板的八股了！现代经济学在我国不到30年的‘寡头垄断’之后，已经面临严重挑战，那种确保其学术系统、不断加强的学术共同体结构已经在崩坏之中，我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正在迎来比较多元的学术讨论空间……在当今美国业已僵化的学术共同体体制中，真正颠覆性的新经济思想的发展是难而又难，难于上青天的！”（史正富，年）-----在人文科学与文化艺术上，削弱乃至解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蓄意扭曲甚至丑化“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以及新民主义革命的现象，一度猖獗。“国门重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和文化效果-----震惊于西方消费社会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加上毛主席去世和‘文革’的失败，在20世纪80年代，部分人群产生了失败主义情绪，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总体错误，同时把西方，尤其是美国，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一个深藏不露的默契是‘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彼岸在哪里？不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而是美利坚的消费社会。由于西方被部分中国文化精英指认为是现代的、文明的，那么相应的，中国就必须表现为传统的（前现代的）、愚昧的、野蛮的，否则的话如何证明中国走向西方、美国的正当性？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最后一集就是《蔚蓝色》。”（郭松民，P48，年）（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年起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本着事实求是、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并提升指导思想，做好顶层设计，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为中国经济更加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方向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2、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在前后相继的基础上迈上了新的路径：-----“强国”的紧迫感，“富民”途径的认知与改进-----“新常态”-----“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不断提质增效，不断增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自主权和主动性-----走上了高度重视并不断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产业链现代化之路-----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相互促进”的更加自主更加灵活的“新发展格局”-----坚定实施“金融回归本源与简单，服务于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险”的战略部署。建立健全服务于实体产业的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防止打着金融工程与金融创新的幌子，走向金融资产自我循环性投机交易，杜绝金融体系不断膨胀的“脱实向虚”。建设符合服务实体产业要求的适度的金融市场，确保金融切实服务实体经济，防止过于膨胀的金融体系成为加据贫富分化的机制。-----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念指导下，历史性地拓展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国际合作空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建设推进“亚投行”倡议的提出及其成功筹建与开业运营“新开发银行”的成功筹建与开业运营通过“G20杭州峰会”引领G20框架下国际经济合作议题设置与落实进一步推动并扩展“金砖合作”机制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引领下，历史性地实现了“消灭绝对贫困”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相对贫困的缩减。为此，更加重视对分配领域的战略性部署。这为中国经济更加持续健康地增长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性社会条件。3、在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全面复兴并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倡导并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四个自信”。-----重新确立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已经由国家层面在指导思想上予以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以“五大发展理念”与“以人民为中心”等为主旨内容的顶层话语体系上，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性已经得以确立。这为新时代回归、复兴并创新政治经济学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加强对于生产关系及其对生产力反作用的研究。回归“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基点。确保“分配”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应有地位，确保将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将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统一起的理论逻辑主导经济研究分析，确保社会价值规范与选择回归经济学分析框架。-----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全面复兴与创新。全面复兴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上必须予以创新。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予以理论凝炼和升化，方法论上在回归历史唯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守正创新。二、结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关键与根本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2、以公有性质的土地制度为基础，生产资料国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3、顽强地秉持并不断发扬光大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根本内涵的中国工业精神4、战略上高度重视并持续巩固与发展“三农”，不断夯实“大国之基”5、改革永远在路上6、“强国”与“富民”相互统一相互促进7、“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交往原则

作者介绍

袁东，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曾供职于财政部国债司和金融司，以及闽发证券公司、中国银河证券、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中再资产管理公司、中船产业基金、中国银河金融控股公司、中非发展基金，年11月开始参与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年起曾担任亚投行首席司库专家和亚投行高级研究员。袁东教授在经济领域深耕多年，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见解独特，已公开出版《中国证券市场论——兼论中国资本社会化的实践》、《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中国发展与全球格局》等专著15部，主编4部，合著2部，译著1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在一般报刊上发表经济评论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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