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西贸易与清代经济发展二

　

前文：18世纪中西贸易与清代经济发展（一）

续：

二

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格局和态势，表明清朝既面临着使社会经济获得突破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遇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严重挑战。历史再次表明机遇与危机紧密相连。但是，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结局却又只有一个，或是抓住了机遇、赢得了发展；或是丢掉了机遇、陷入了危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历史的命运自然与她推行的国策紧密相关。

中西贸易是两种力量的结合体，考察清朝对待贸易的政策，离不开与西方国家的对比。英国工业革命前的两个世纪，被历史学家称作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或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有人名之为重商时代或重商主义时代。

不管怎么命名，这个时期西方国家的历史都以殖民制度和海外贸易为标志。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18世纪上半叶，已是这一历史阶段的后期。此间，西方国家的基本政策，早被一位英国大商人、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托马斯·孟预先奠定了经济理论的基础。欧洲各东印度公司对亚洲和中国的贸易，充分体现了晚期重商主义的具体应用和实践。

托马斯认为，对外贸易是增加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而国内商品流通却达不到这一目的，因为“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失”。这种观点，不但反映了西方殖民者进行海外扩张的需要；而且，使西方主要国家都把对外贸易视为经济的生命线，以开拓海外市场、扩大贸易规模为基本国策。

依据托马斯理论，他们进而认为“远处的贸易对于本国是最有利的”。因为，远洋贸易除了能够发展航运业务、增多海员人数外，还可以利用较大的价格差额，赚取巨额利润。从而，使经营长途贩运的国家得到的利润大于生产国家自己所得到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营的茶叶贸易，就是典型的例子。仅据年的记载，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每磅茶叶的费用为2先令4便士；但是，伦敦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却高达14先令8便士。18世纪40年代，每磅茶叶进口费用降至1先令，英国商人从差价中赚取的利润更加增多。为了增强远洋贸易的能力，西方主要国家无不尽力发展本国的造船业，并且制定了有利本国航运业发展的航海法。其中，最基本的一条法规是，在本国港口限制外国船只进行转运贸易。例如，年瑞典制定的航海法，以英国法规为蓝本，规定外国船所载进口货必须产自其本国。如此一来，限制了荷兰、英国商船向瑞典贩运南欧产品，结束了他们垄断瑞典进出口商品运输的局面。这个航海法被称作是瑞典经济复苏的柱石，它促使了商人阶级的崛起，为寻求海外市场和建立东印度公司创造了先决条件。为了保障远洋商船的安全，瑞典政府还允许商船装备火炮等武器。后来，还建立了航海保险制度等。在对待货币输出的问题上，托马斯与早期重商主义者所持的反对态度迥异。他提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一个国家单纯储存货币，并非有利；只有使它们“担负起致富的任务”、即用于贸易，才会增加国家的财富。这种观点明确地表达了货币具有资本职能的思想。欧洲各东印度公司与亚洲的贸易，正是按这种理论行事的。表面上，是英国、荷兰等国在用白银购买中国的手工业品和亚洲的天然产品；可实际上，东印度公司经营的大多是三角贸易，只不过以货币为媒介，完成不同国家间的物物交换，或者是通过进口货物的再出口，赚取差额利润。三角贸易以英国的茶叶贸易为例，18世纪30年代，它进口的茶叶有百分之十八再出口；至40年代，再出口茶叶的比例增至百分之三十五。可以说，正是转口贸易和三角贸易，使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巨额商业利润。这即是托马斯所谓营业活动“应该按照其最后结果来估价”的含义。在18世纪西方国家的外贸政策中，还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商业资本积累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在谈到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诸如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时，指出“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例如，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是通过国家的特许取得的，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商人阶级的扶助。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最典型的代表。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全部贸易资本永久营地借给了王室而王室则将国家的盐税、纸税转让给公司，作为公司贷款给王室的利息。此外，公司还得到了垄断国内市场的权力，以及对欧洲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的外交权，以抑制外国小公司的竞争。18世纪，西方国家还建立了关税制度，用来保护本国的贸易。按照托马斯的理论，对于“要在本国消费的”外来货物，征税要重，“因为这在贸易差额上会使王国处于有利地位”。当时，英国对茶叶所征进口税高达百分之一百，乃至刺激了荷兰等国向英国走私茶叶。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英国才于年将茶叶税降至百分之十二点五。相反，西方国家对原料的进口，采取低关税或免税的政策，因为它可以刺激本国制造业和加工业的发展，为本国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在晚期重商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托马斯认为“技艺”“可以比自然财富带来更大的利益”，主张鼓励那些靠技艺为生的人努力工作，“竭尽所能以求获得最大的效果”。“国王和王国的最大力量和富源，就是从他们的身上来的”。这种观点表明，重商主义者认识到自然产品经过人的“技艺”的加工，可以增值，从而成为财富来源。这种理论对于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具有促进的作用。西方国家不只从中国进口手工业品，它们还积极仿制。例如，直到18世纪初，欧洲瓷器制造业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德国人刚刚试制成功硬瓷。但在中国瓷器大量流向欧洲市场后，西方国家纷纷仿造。荷兰的代尔夫特，率先仿制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德国的迈森，最早仿制德化的白瓷。至18世纪中叶，更有维也纳等四、五处地方竞相生产具有东方风韵的瓷器，逐渐形成了与中国瓷器的竞争。此外，伴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张，英国等西方国家注重发展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特别是建立完备的国内外汇兑转帐制度，使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末叶，已无需从欧洲向亚洲运送白银，即可利用港脚贸易的所得，抵补对华贸易的赤字。当时，东印度公司利用开汇票的办法，从港脚商人那里筹措的资金，占其广州贸易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作者单位：北京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转载请注明：http://www.nikev5.com/jbyl/10497.html